纵观这两年，为农民减负增收的各种措施的相继出台，如政策性负担基本减下来了，对种粮户实行政策补贴，政府最大限度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等等。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农民难以增收。农民能否快速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成了各级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有必要找—找导致农民增收难的原因。
　　政策性致贫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过去农民穷，有相当原因就是政策造成的：比如向农民收取各种税费，又比如控制粮价及农产品价等等。虽然现在很大程度上已取消这税那费，但从政策上去优待农民这个特大群体谈何容易!对农民增收的政策固然多，但是不是就一定对农民有利呢!有位教授做了个调查分析：粮价提高后，很多农民不增收反而减少了收入。如有户农民，有两个子女外出打工，以前每月可寄1000元回家，粮食提价后，只能寄800元了，原因是他们子女在外务工的伙食支出增加了而工资却未能增加；对于在家种作物的家人来说，因为粮价升的同时，农药、肥料、工具、运输等也不同程度升价，结果作物收成后的收入增幅微乎其微，而对于主要收入依赖子女外出打工的农户来说，农产品升价没有给他们带来增收的好处。
　　不能合理地支配收入的情况普遍存在，有限的增收在大困难面前不堪一击大部分农民的理财能力是很差的。没收益的时候埋怨没钱，有一定收益时又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有盈余的农民很多是会将收入存到银行的，他们认为这样保管财产比较保险，而且有利息收入，而利息对于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存款的实际价值逐年减少。在农村，能用存款投资的人是很少的，而乱花钱甚至成为不良支出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增收后的增损使增收成为虚数。现在农村就有“三年增收一朝致贫”或一病致贫的提法，说的就是指有限的增收不能抵御大的困难。
　　群体比例的变化，将最贫困的人口继续保留在农村，保留在“农民”的队伍里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但这是好事。边远些的农村，个别投资成功的农民到城镇购房经营，在城镇落户了，谓之洗脚上田。家有子女外出务工的亦有相当部分在城里安家了，只有那些全部依赖土地生存的人，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农民的数量有所减少，却把贫穷留在土地上。
　　可以说，农民的收入现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会代表着最低收入的层次。让农民脱贫增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制约着农民增收的各种矛盾依然存在。对如何使农民增收要有新的认识，才能根据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政策性致贫的部分当然是用调整政策的方式来解决
　　导致农民致贫政策的出现是不应该的，但在某个时期出现是无奈的。国家取消农业税了，而且各级政府还出台了相关的利厂农民增收的政策，通过农业政策的调整，可以最大限度地解除政策性致贫的障碍。
　　农村中特困的人还是很多，采取救济措施依然必不可少对于特别困难的(包括重病、意外)农民，依然要通过救助的方式解决，包括来自政府的和社会的救助。目前是因为社会经济总量不高和救助机制还不完善，以至困难的人多，通过救助来解决燃眉之急的还少得可冷。由于自救无力及对救助的不平衡产生依赖，自救显得十分被动，失学无奈、遇灾依赖、重病等死的情况仍不同程度存在。
　　对农民增收的数据要有新的认识
　　整体的农民是否增收，不能单看人均年收入的纵向对比，而要看另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年纯收入的递增。因为年人均收入增加还不能代表农民是否增收，只有纯收入增加才是增收的实质，不能被数字的水分改变一个事实。另一个指标是农民人口量的逐年递减率，因为城镇人口增加即农民人口减少实质就是农民增收的重大利好。
　　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最终解决贫困的良方
　　据了解，文化高素质好的农民真正贫困的并不多。没文化(或者文盲)的农民，无法有效掌握生产技术，同样耕作或养禽畜，其产量收成就低于他人，而成本又高于他人。素质差的农民不良支出也比他人严重。有个农民说，他家最值钱的东西不是房子和存款，是他在读大学的儿子。可见，关于农民增收从长远看，就是看文化素质的提高。